对于为西方人，中国一直作为魅力的一个来源。我们可以看到，18世纪的“中国风”（Chinoiserie）时尚让当时的人们感受到了东方魅力。但“中国风”的艺术只是在模拟中国的风格。因此，我认为我们对中国的印象不一定是客观的，而是受爱德华·萨义德所讲的东方学或者东方主义的影响。这个现象最突出的例子大概是萨克斯·儒默。他创作的傅满洲的系列小说将中国人描绘成阴毒而狡猾的形象。还有一些英国作者也描述了中国，比如J.G.巴尔德创作的《太阳帝国》（EmpireoftheSun)，基于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日本侵略时期的经历。归根到底，这些小说总是以西方人的看法为中心。

中国的古文学，比如《道德经》或者《孙子兵法》，在西方很受欢迎。然而，这些书的读者常常断章取义。我们创作的“东方灵性印象”常常忽视中国的社会和历史。有时候，看起来我们更在乎古代中国而无视现代中国。现代的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，而我们翻译者的责任是帮他们把这些故事讲出来。

值得高兴的是，我们的文学状况比儒默的时代改善了。虽然中国的翻译文学在英国还没达到巨大的成功。不过很多英国人以电影翻拍的方式传播着中国文学。20世纪的中国作者之中，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作者是韩素音。虽然她的小说不是用中文写作，她还是被认为是一位中国作者。她的小说《瑰宝》（AMany-SplendouredThing）后来拍摄成受欢迎的电影。对很多英国人来说，通过她的小说他们第一次看到围绕中国人的真实的人物描写。

英国人对中国抗战、内战的历史也有不少兴趣。戴思杰的《巴尔扎克与小裁缝》是突出的例子。或许这样的情景是我们那个时期接触中国的方式。

谈论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的时候，一定不能忽视华侨文学。谭恩美的《喜福会》是很受欢迎的一部华侨小说。可是华侨文学也有自己的问题。侨民的看法和本地人的看法一定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不能说谁的看法是正确的，谁的看法是错的。这些作者在西方社会长大，必定吸收了某种东方主义的影响。

前面讲了，我们英国人看起来比较关注中国的过往，而忽视它的现代。可是我也相信这种情况会逐渐改变。刘慈欣的《三体》跃居英国科技文学的畅销书榜首。这部系列书不仅面对中国的未来，也面对世界的未来。我们英国人不习惯考虑中国在现代世界的位置。可是时代改变了，而我们也必须与时代步伐保持一致。我们必须认识到大英帝国不存在了。如果21世纪是“亚洲世纪”，我们翻译者的责任一定是帮助中国人讲出他们的故事。因此，我们也必须作为某种桥梁。文学是我们创作同情的最好方法。如果我们能创作同情，我们也能创作和平。